在中国人民即将迎来伟大的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来向大家分享和汇报一下1938年的武汉抗战，十分荣幸！具体分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武汉抗战精神等三个部分，武汉会战主要从军事层面来讲，也可称为抗战中的武汉战役；武汉保卫战是指战时首都武汉，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全民族的抗战；武汉抗战不仅包括以上两个方面，是八年或十四年抗战中的武汉阶段总称。

一、武汉会战及历史背景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因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日美黑船事件，先后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和日美《神奈川条约》，对西方打开了国门。当时中国和日本都觉得世界变了，现在这样下去不可持续，就分别进行了改革，日本的改革叫作明治维新，中国的改革称为洋务运动。

1895年，中国和日本因为朝鲜打了一仗，这就是著名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日本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日本的改革是从技术上到思想上系统地真改革，中国的改革是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改技术，不改体制，不改思想，是治标不治本的半拉子改革。所以说最后中国割地赔款，除了巨额赔款，还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此消彼长中日本一跃而成亚洲强国，并且有了台湾这个南进的基地。

之后日本继续的改革，中国继续的徘徊，1905年，日本和沙皇俄国，又在中国东北打了一场日俄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世界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战败，日本一跃为而成世界级的强国，让全世界看到日本的崛起，日本顺势吞并了朝鲜，有了进一步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日本还就此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控制权（满铁）和驻军的特权（关东军），因为日俄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争夺中国东北，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基础。

这里有个知识冷点：关东军的关东起先是指关东州（辽东半岛南部、大连旅顺一带）的日本驻军，不是指中国人说的关外、山海关以外或者以东的驻军。

近现代以来，日本因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一直就有侵占中国资源、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1927年田中担任日本首相，召开侵略中国的东方会议，推出所谓新大陆政策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曝光的主要内容是：日本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支那；这里支那就是说的中国。所以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及进军东南亚，都证明日本在一步一步推进它的这个大陆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实际上侵占了中国的整个东北，为了混淆国际视听，成立了一个傀儡的伪满洲国。但日本人并未因此止步，并且一步步走上了害人害己的不归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历经了14年抗战，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中国历经了8年抗战，前面6年时间称为局部抗战，后面8年称作全面抗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们又在中国华北炮制所谓的华北自治，想复制“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时，他们彻底撕下伪装，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并且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三个方向，从北向南大举进攻中国东部广大内陆地区。

为了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1937年7月25日，民国高层秘密制订全歼日本长江内第三舰队和长江沿线海军陆战队驻军的江阴要塞封江计划，这条以堪称神来之笔的奇计，不幸被称为民国汉奸中的天花板的黄浚出卖，功亏一篑，令人悲愤不已。尽管该间谍案最终被破获，黄浚等汉奸卖国贼也被处以极刑，但其叛国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已无法弥补，让人难解心头之恨！

黄浚泄密事件后，“八一三”日军又从本土调兵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虽然组织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都没能抵挡住日军的疯狂进攻。日军在攻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又组织了徐州会战，计划徐州会战之后沿平汉铁路，再向南攻占武汉。由于蒋介石“以水代兵”，炸开了黄河花园口，淹死日军7000多人，拖住了一部分日军主力，用黄河水阻止了日军沿淮河流域进攻武汉的这个主攻方向。

日本方面又重新制订了以上海、南京沿长江两岸，从东向西仰攻武汉为主，将徐州日军绕道合肥，从大别山两麓进攻武汉为辅的替代方案。具体为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本第11军，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为主，由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的日本第2军从合肥出发，沿大别山两麓会攻武汉为辅，兵分两路展开进攻。中国军队在长江以南设立了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北设立了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分别在长江南北两岸、大别山、鄱阳湖沿线，渐次抵抗日军的进攻。当时中国国共合作制定了守武汉、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

武汉会战最为著名的是四个“最”字，时间最长、地域最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

时间最长：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5日，历时近4个半月，这还不算此前双方的战役准备期。

地域最广：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和长江南北两岸，大别山和鄱阳湖之间的广大地区。

规模最大：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陆、海、空军总计14个集团军、近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日军大本营在华中集中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约27万余人（后不断增兵到14个师团40万人，日本本土只留下一个近卫师团，几乎倾巢出动），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中日军队数量比大约3：1，但实际战力大约7：1。

歼敌最多：经过富金山阻击战、万家岭大捷等大小数百次战斗，还有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打的几场漂亮的空战，以中山舰为代表的中国海军在武汉江面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国陆、海、空军浴血奋战，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余，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场大规模会战中，歼敌最多的一场。

日军虽然最后占领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一举拿下中国从而迅速解决中国战事（摧毁中国民众抗日意志，歼灭中国军队主要战力，迫降中国中央政府）的战略企图全部没有达到，战略上日本没有赢。中国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因其在危难时候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被誉为东方的“马德里”保卫战而享誉世界。

二、武汉保卫战与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发动的“兵谏”。12月24日，在中共与多方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起点。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7月8号，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武汉会战和武汉抗战在中国抗战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武汉抗战的两大主题：战时首都和国共合作。

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和国民政府各部门都来到了武汉，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进一步巩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领党政军的战时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对外名为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长江局的南方领导机构，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除了在延安的毛泽东等，其中4位周恩来、王明、秦邦宪、项英，还有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重要领导人都奔赴武汉；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纷纷聚集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也迁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海内外华人华侨源源不断地以电函、捐助等各种方式声援武汉，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们也不远万里奔赴武汉。2000多名苏联空军志愿队员和1000多架飞机相继来到中国，参加武汉抗战，并多次重创日军。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

国共合作：武汉抗战之所以比正面战场其他战役取得更多成果，主因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到从1938年7月，同样在武汉成立的国民参政会，都显示着全民团结抗战的新气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掀起了全民总动员、救亡的新高潮，并在中共建议下，双方不谋而合地采取了持久战的正确方针和战略。特别是当时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国共合作的政治部，担任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此亲自领导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3厅，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叶剑英在此进行抗战演讲，组织歌咏大会、火炬游行，声势浩大，宣传运动、献金运动、如火如荼！八路军办事处、汤池训练班、新四军军部纷纷建立。

第三厅领导的文化抗战。据《新华日报》，第三厅成立后举行的第一项大活动是组织抗战扩大宣传周，庆祝台儿庄大捷。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为开始，之后每一天一个主题，持续了整整一周时间。第一天是“文字宣传日”，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第三天是“歌咏日”,第四天是“美术日”，“第五天是“戏剧日”，第六天是“电影日”，第七天活动周达到了高潮，武汉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上街游行，火炬满城、满江，每天活动动辄数十万人参加，歌声直冲云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由郑律成作曲、沙旅·尔东作词的《保卫大武汉》，激昂的歌声响彻在武汉三镇的天空。“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爆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的保卫着她，就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这其中声势最大、最感人至深的，无疑是发生在武汉的百万大献金活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全市民众素食，分别集会将自己的爱国热情融入到献金、捐物的活动中。全市主要街道设立六个献金台，汉口水塔台、江汉关台、三民路台、武昌司门口台、世界大戏院台、汉阳东门台。

连续三天，献金民众络绎不绝，直到深夜。在献金运动中，蒋介石夫妇合献1.8万元，中国共产党尽管经济上极端困难，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参政员各捐出7月月薪350元，周恩来捐献军委会政治部7月月薪240元，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战士拿出伙食节余1000元等。国共两党高级官员及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张澜等也都积极带头响应。

更令人感动的是，600多名人力车工人，在水塔献金台献出当天的全部收入；硚口一家工厂的女工因无钱捐献，就集体节食一餐，将饭菜钱捐献；沦陷区跋涉来汉的受难同胞变卖衣物，就连瞎子、哑巴、乞丐也将艰难得来的一分一毛慷慨捐出；那时尚未发育完全，且骨瘦如柴的难童们，或组织贩报献金救国队、或在献金台旁帮人擦皮鞋，随收钱随捐献。

原计划三天的献金活动，因群众的爱国热情高涨，又延长了两天。五天内，武汉人民献金包括献物折合超过100万元。第三厅为此还设立了两个专门组织，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赶制了20万套单衣，40万套棉衣，有力的支援了前线战场。

‌最为轰动一时的是，中国空军“纸片炸弹”轰炸日本。1938年5月19日‌深夜，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带领8名飞行员和两架马丁轰炸机从汉口机场秘密起飞，突破日本防空网抵达长崎、福冈等日本城市上空，投下第三厅制造的反战传单百万份《告日本人民书》，传单主要由三厅厅长郭沫若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创作。传单警告日军暴行，并宣告“若不停止侵略，百万传单将化为千吨炸弹”。‌‌此次行动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首次遭遇空袭，彻底打破其“绝对国防圈”神话。徐焕升也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价为二战12大飞行员和世界轰炸日本本土第一人。

在如何评价武汉抗战期间的文化抗战的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认识和错误观念，他们认为战争不是唱歌跳舞，表演文艺节目，并因此轻视和低估这些宣传、文化运动在武汉抗战期间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现在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抗战初期，一方面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尽管不乏牺牲精神，用我们的血肉拼敌人的钢铁，一寸山河一寸血，用血肉不断筑起新的长城，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一败再败，国民政府上层有些人开始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形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唱衰中国抗战；另一方面日本借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的“调停”对国民政府进行逼降、诱降，一时中国亡国论充斥朝野，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甚嚣尘上。这些内因、外因，导致主战派人心不稳，投降派暗流汹涌，前方军心动摇，战场上甚至出现了丢下自己的部队，带上姨太太和金银细软望风而逃的将领，“陶德曼的兄弟——逃得快”。

为了打击投降派，争取中间派，鼓舞主战派，武汉抗战期间，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全民总动员救亡的新高潮，压制了投降派、争取了动摇派、巩固了抗日派，为中国抗战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

再加上①1932年4月，中央苏区《对日战争宣言》，军事上最早对日宣战；②1935年8月，《八一宣言》政治上提出建立抗战民族统一战线；③战略上，毛泽东系列论述了《论持久战》等，这些内容无一不突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期间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中共中流砥柱主要体现在思想、组织、战略等重要方面！

三、武汉抗战的重大意义

武汉抗战之前的中日之战，当时日本是世界一流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强国，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双方国力悬殊。①日本虽是强国，但资源贫乏，中国虽是弱国，但也地大物博；②日本军队装备强大，但毕竟兵力有限，中国军队武器落后，却也人多势众；③日军远离本国，是域外作战，势单力孤，中方是在本土作战，天时地利人和；④日方打的是野蛮的、反动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中方打的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中国有的是机会和条件，敢和它磨时间、比耐力、拼消耗。军事上，武汉会战前主要是以日方主导的速战速决的攻略战，武汉会战及以后逐步转化为中方主导的运动游击的持久战。从武汉会战开始，中方在对日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开始调整对日作战的打法。

武汉抗战之后战争进入了中国时间、中国节奏、中国模式，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地、慢慢地偏向中国，日本侵略者渐渐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世界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的天罗地网中，时与势在中国一边。最后不论多久，中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由于中国在武汉抗战期间制定的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在中国战场上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盟国后来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减轻了巨大压力，客观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我进一步将武汉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归纳为“四大”意义，战略上武汉抗战不仅没有输，从长远来看，意义重大！一是军事大决战，军事上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守武汉不战于武汉，基本实现了战役之初制定的相关计划。二是战略大转移，战略上掩护了中国经济的大内迁和抢救了中国赖以生存的继续抗战的国力。三是政治大动员，政治上掀起了在中共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全民总动员和抗战的新高潮，坚定了中华民族抗争到底的意志和决心，被喻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黄金期。四是胜利大结局，结局上武汉抗战战略上不仅没有输，反而成为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转折点和取得最后胜利的起始点，这一点意义非凡。

中国抗战及抗战胜利，虽然是一场代价无比沉重的惨胜，但仍不失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及奠定了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

武汉抗战的重大现实意义，考虑到当前形势的三大背景：国际大气候、外交大形势、国家大战略，鉴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涉及到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两岸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一是中美关系，共同责任：中美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两大盟国，都是二战胜利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参与者，有着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的历史和现实责任。二是中俄关系，共同对敌：当时的中苏关系，事关两大民族共同面对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武汉解放公园内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就是两国联手抗敌的、最好的历史明证。今天两国又要面对来自共同敌人的挑衅，更需要同仇敌忾，来捍卫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三是两岸关系，共同血仇：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正面战场同样伟大的历史功绩，就会有利于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认同和政治沟通。

总之，用纪念武汉抗战的名义来处理好以上三大关系，有利于联系美俄、联手两岸，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遏制日本右翼的死灰复燃；有利于在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来临之际，进一步提振英雄城市武汉的城市精神、提升湖北武汉全国影响和国际地位。历史契机十分难得，现实意义非常重大，武汉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永载史册，我们要将其重大现实意义服务当下，湖北、武汉义不容辞！

提到伟大的抗战精神，有各种归纳，恕我不一一重复。我以为武汉抗战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团结，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中国智慧，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必胜信念，苦撑待变、坚信中国不会亡等这几个方面，这些也是中国伟大的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中国智慧，这里举个例子。广西板凳兵是抗日战争时期桂军189师独创的战术，由师长凌压西提出并实施。该战术利用日军身高普遍较矮的特点，通过战壕与高脚凳结合，形成独特的防御体系。战壕挖到宽2米以上，深2.5米，两侧内壁光滑垂直，通过高脚凳抬高射击角度，有效压制日军冲锋，当日军接近时，部队迅速撤退，日军掉到坑里后迅速反击。1938年武汉会战湖北黄梅县战役中，大量杀伤日军，迫使日军坦克无法动弹，凌压西也被称为“板凳将军”而闻名一时。

抗战精神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在今年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我们在纪念的同时，应该如何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如何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坚定必胜的信念？有道是心中有信仰、眼中有方向，脚下才会有力量、人生才能不彷徨。伟大的抗战精神可以很好地治愈迷茫和躺平这类流行病，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瓶颈，但再难能有中国抗战难吗？我们要从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不移地继续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共同奋斗。（作者简介：第11、12届湖北省政协委员，第13、14、15届武昌区政协常委，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副会长）